全國人大代表劉小兵:是否提高個稅起征點,重點要看稅制結構如何優化

張曉添
2021-03-10 19:36:54
除了受益范圍不大,單純提高起征點也不一定能起到減稅降費的效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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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在召開的全國“兩會”就2021年財政政策以及下一階段財稅體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。針對其中熱點話題,時代周報記者日前專訪了全國人大代表、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劉小兵。

對于公眾廣泛關注的“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”的建議,劉小兵認為,考慮到個稅納稅人的數量相對較小,這一做法的受益者范圍未必很大,也不一定真正起到減稅降費的效果。

他還認為,目前結構性的減稅降費并不意味著大口徑總體稅負的減少。除非壓縮政府投資規模和政府開支,未來減稅降費的空間才會更大。在他看來,關鍵在于如何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。

“從目前趨勢來看,總體上我們可能在減輕中低收入階層或中小企業的稅負,而中高收入階層或大型企業的稅負則可能會增加?!彼诓稍L中說。

作為全國人大代表,劉小兵長期呼吁制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法》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公開法》。他認為,這兩部法律是體現“人民當家作主”原則必不可少的途徑。

2.jpg(全國人大代表、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劉小兵 圖片來源:受訪者提供)

時代周報:中國已經連續12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,而2020年全國財政收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出現下滑,且個別地方近年來收支壓力較大。這種情況下,如何看待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、“寬財政”的空間?

劉小兵:我對“寬財政”這種凱恩斯主義的理念一直不是很贊同。我比較傾向于“小政府、大市場”的理念。

所謂“寬財政”、積極財政政策,實際上就是說“市場不干,政府來干”——通過政府把財政資源集中起來,然后由政府來投資。但這種思想值得反思:市場之所以“不干”肯定是有原因的,因為市場預期“掙不到錢”。這種情況下,政府來投資就一定能掙到錢嗎?一定是有效的資源配置嗎?我對此持懷疑態度。

大家都對積極財政政策抱有期望,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“事不關己”,感覺好像不是花自己的錢,都是“慷他人之慨”,我們對這種想法要非常警惕。

國家實行積極財政政策,就要多“收錢”或者“借錢”,最后的承擔者一定會落到每一個老百姓身上——要么是以增加稅收的方式,要么就是以通貨膨脹的方式,跟每一個人都有關系。所以,對于積極財政政策的說法,我覺得還是要慎重。

時代周報:近幾年實施的減稅降費政策,也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。隨著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、經濟逐漸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,如何看待接下來減稅降費的空間和力度?

劉小兵:從國際比較來看,減稅政策并不一定都秉持著“小政府、大市場”的理念。比如,美國最近幾年實施了減稅政策,但同時也采取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,通過大規模舉債來推行經濟刺激計劃。在這種大趨勢下,中國能夠冷靜地壓縮國債規模,我覺得是值得贊賞的。

以我國的情況來看,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決定了我們政府的執政范圍更廣?,F階段實施減稅降費政策,主要還是出于對經濟形勢的考慮,為了保護市場主體、穩定就業。但政府干預市場的范圍并沒有縮小多少。

至于未來減稅降費的空間,確實有觀點懷疑能不能持續地貫徹執行。我們叫“結構性減稅”,也就是總體稅負不一定減少,可能會在部分領域減少,而另在一些領域增加。

從目前的趨勢來看,總體上可能在減輕中低收入階層或中小企業的稅負,而中高收入階層或大型企業的稅負可能會增加。另一方面,在減稅的同時,行政性收費等非稅收入可能會增加,國有資本經營上繳利潤、社保收入、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可能增加。

所以,從整個大口徑政府收入的角度來看,它的下降幅度不一定非常明顯。除非壓縮政府投資規模和政府開支,真正實現“小政府、大市場”的理念,減稅降費的空間才可能會更大。關鍵是如何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。

時代周報:具體到個人所得稅領域,近年來不斷有兩會代表委員呼吁進一步提高起征點(免征額)。你認為是否可行?

劉小兵:對我個人而言,一些代表委員建議的那樣把起征點提高到10000元,確實可以節省不少稅費。但從學理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的話,我覺得它的必要性不是那么明顯,因為它的受益范圍并不一定非常大。

如果把起征點從目前的5000元提高到10000元,受益者有多少呢?目前繳納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大約幾千萬人,但與14億總人口相比,受益范圍并不是非常大。

另一方面,單純提高起征點并不一定能起到減稅降費的效果。2018年個稅起征點提高至5000元之后,近兩年全國個人所得稅增速仍然是很快的。它只是一種結構性的調整,一部分人個稅負擔減少了,但可能另外一部分人會增加。

所以,是否提高起征點并不是重點,還是要看整個稅制結構如何優化調整。

時代周報:如何看待對于調整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?

劉小兵:從吸引高端人才、提高國際人才吸引力的角度來看,下調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可能會有一定的作用。但就像提高起征點一樣,我覺得這不是稅收改革、財政體制改革的重點。

時代周報:作為全國人大代表,你已連續多年建議制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法》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公開法》。在你看來,制訂這兩部法律有何重要意義?

劉小兵:按照憲法規定,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。

將政府以及所有公共權力部門置于人民的監督之下,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。要如何做到這一點?我覺得就是所有公共權力部門的行為、結果和過程,都必公開。

我們現在有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》,但這遠遠不夠。它只對行政部門、政府部門適用,管不到所有的公共權力部門。所以我一直呼吁要把《信息公開條例》上升到《信息公開法》,所有的公權力部門都應納入這個框架。

《財政法》也是人民當家作主規則的體現。政府花多少錢、怎么花,要由人民說了算。一定要通過法律途徑,把人民的意愿體現在法律當中,然后財政部門按照法律去花錢、去收錢。

所以我認為,在國家運行的基本規則當中,這兩部法律必不可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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